如果没有发生“靖难之变”，或许没有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和博物院——紫禁城，当然，历史上不能用“如果”假设，但，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几乎只做出了两件耗费财力的大事，即迁都北京和郑和七下西洋。在财力不是很充裕的“后洪武时代”，朱棣为何做出劳民伤财之举？
我们要从明朝开国者朱元璋说起······
朱元璋还是一名将领时，在南征北战中与马秀珍即后来的“马皇后”诞下长子朱标，朱元璋27岁得子，在当时已经属于“老来得子”了。因此，对长子精心培养欲打造一代明君，延续明朝朱家烟火。可是，天不遂人愿，明太祖朱元璋花了30多年心血锤炼的明日君王朱标却在壮年之时猝然离世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让一代帝王的朱元璋悲痛欲绝，已是风烛残年的朱元璋痛定思痛决定嫡长孙朱允炆为新皇储。
洪武24年（1392年），朱标病逝。几个月后，朱元璋下昭钦定嫡长孙朱允炆为皇位的继承人，朱允炆时年16岁。朱元璋施行的是嫡子继承制，朱标作为嫡长子，继承皇位无可争议；嫡长子病故，传位嫡长孙也属正统。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，为何不在“儿子辈”中挑选皇储呢？据说，朱元璋对长子朱标在战乱锤炼成长，为大明王朝也立下汗马功劳，战场“父子兵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且朱标熟知兵法，有治国雄才大略。长子病故后，长孙朱允炆长相酷似朱标，且朱允炆自幼聪慧好学，知书达礼，性情仁厚，深得朱元璋喜爱。于是，朱元璋将对长子的思念与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位长孙身上，刻意培养。
朱元璋临终前将皇长孙朱允炆和驸马爷梅殷召至床前，长叹道：燕王病矣！（燕王指的是镇守北平的藩王朱棣）显然此“病”非“病”，而是太祖最放心不下的一块心病。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十（1398年6月24日）驾崩于应天皇宫（南京故宫），遗诏写道：······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，天下归心，易登大位。······诸王临国中，毋至京师。朱元璋临终前密命驸马爷梅殷、方孝孺、黄子澄等大臣辅佐新君。朱元璋显然已经考虑到，生怕20多个手握兵权的藩王儿子乘进京悼念太祖之机谋反，因此，特立遗诏“毋至京师”（即不准进入南京）。1398年6月30日，朱允炆登基，改年号为“建文元年”，是为建文帝。建文帝上台后，感觉到各位皇叔藩王的权力太大了，构成对自己的威胁。想到太祖临终遗言：燕王病矣！建文帝显然明白，此“病”为心腹大患也。于是，听取辅佐大臣的建议，打破了太祖立下的“藩封制度”，施行“消藩政策”，即各地方由朝廷派出的文官管理事务，藩王不得干预。这一政治动作触及了藩王的权力，无形中加速了“靖难之变”（也有人称：靖难之役）的提前到来。
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于1399年以“清君侧，靖国难”之名，挥师南下，经过数场激战，于1402年攻入帝都应天皇宫（今天的南京），史称“靖难之变”。交战混乱中建文帝“下落不明”，有人报称，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亡。于是，朱棣即位，明朝进入明成祖时代，年号永乐。朱棣显然不会相信建文帝“自焚身亡”的消息，但“国不能一日无君”，只能以这种方式昭告天下了。话说回来，“野史”有这么一段传说，朱元璋在临终前曾密召驸马爷梅殷及方孝孺等辅佐大臣，并交代一个宝盒，嘱咐：皇太孙倘若遇到危难时方能打开。当朱棣率兵攻入应天皇宫城门时，几位辅佐大臣将太祖遗物宝盒打开一看，发现盒内有三样东西——剃刀、袈裟、密室地图。辅佐大臣们心领意会，将建文帝剃光头发，穿上袈裟，顺着地图上的密道带上几个随从匆匆逃离皇宫。留下的辅佐大臣将建文帝起居的宫殿付之一炬，焚烧而死的只是一名太监。鹏陈万语认为，这段野史不足为信，可能是哪位写作高手根据朱元璋“托孤”洁庵禅师而杜撰出来的。
明成祖朱棣登基后，于永乐4年（1407年）下昭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在北平修建新皇宫和皇城；经过数年的选址与勘察，永乐14年（永乐1417年）正式动工；永乐18年2月2日（1421年）北平皇宫和皇城落成。明成祖迁都北平后，仍保持南京的都城地位，原先设置的中央机构保留不变，以安置听话的政治老人。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，南京仍为应天府，一南一北两个京都，在历史上出现奇特的“一国两京府”。
历史上，将明成祖迁都北平称为“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，同时有利于抗击北方蒙古人的南侵，也有利于经营东北地区。”当然，这是从大局出发，从历史观上只能这么写的。但是，鹏陈万语认为，朱棣是从三个方面考虑迁都的。南京老皇宫地形复杂，建文帝神秘失踪，令这位篡位皇帝夜不能寐。北平毕竟是自己的地盘，已经经营数十年，根深叶茂，都是手下亲信。篡位入主毕竟没有正当性，随时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明成祖迁都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，没有多大争议。那么，为何又要花去大量钱财派郑和下西洋呢？
要知道，经过“靖难之役”战争后，生灵涂炭，百废待兴，迁都又花费巨资，哪里还有财力支撑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呢？早在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前，明成祖已经派尹庆于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出使古里（今印度西南部）、满刺加（今马六甲）；次年（1404年）又出使爪哇和苏门答腊。
郑和领衔船队七下西洋，开创人类史上最伟大壮观的航海史话。
永乐3年6月15日（1405年）出发，永乐5年返航；永乐5年（返航后向皇帝汇报后又出发了）——永乐7年；永乐7年（也是返航当年又出发）——永乐9年；永乐10年——永乐13年；永乐14年——永乐17年；永乐19年——永乐20年；永乐22年航行半年闻讯明成祖驾崩。
郑和受命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？至今仍在争议中······当然正史只能说：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，也留下了介绍沿岸国家、地区情况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图。我们知道，当年郑和率庞大的船队远航，大小船只（连同补给船）共260多艘，船员27000余人。郑和船队最大的宝船长160米，宽60米，排水量万吨，载员1000人以上。浩大的规模，哪里会亚于今天美军数艘航母战斗群游弋在世界各地海域，但美国开动航母是有经济利益回报的，是由“石油美元”支撑这一笔不菲的开支。但是，明成祖的航海事业却是做“亏本生意”，据称：由于船队携带大量铜钱出国用于购买船员生活必需品，致使铜钱大量外流，造成国内“钱荒”，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，引起帝国钱币的大规模贬值和经济恐慌。到了明宪宗成化年，明朝第八代皇帝朱见深突然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意图感兴趣，下诏命兵部查找郑和旧档案，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找不到，只发现介绍沿岸国家和地区地理情况的著作和航海图，而郑和上奏皇上的奏折竟然无存，成了历史谜团。因此，所谓的“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”似乎难于服众，更无法正确解释历史，还原真相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十多年前曾说过：郑和领导着庞大的舰队来到这里，但是，他并没有侵占马六甲海峡，他的目的是加强双边关系。历史证明了虽然中国人有能力并且有机会这么做，但是，他们并没有侵占马来西亚。印尼某些政治人物包括许多学者都坦诚：郑和是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。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总会总主席Said Aqil Siroj曾说过：郑和带给印尼人民最好的礼物就是伊斯兰教。不堪财政重负的明帝国难道真的为“加强中外文化交流”而不惜血本地烧钱支持这一伟大事业？
鹏陈万语根据自身的阅历，写下几段史实，供诸位参阅思考。
鹏陈万语的导师施志诚教授在30多年前，受邀整理撰写福建晋江柯氏族谱中偶然发现，柯氏族人中有一位叫柯荣的人，明永乐初年在南京城郊的句容任县令，但一夜间惨遭“灭九族”的灭门之灾，何因不明，教授百思不得其解。
福建泉州开元寺，这座建于唐垂拱年间（686年）的佛教寺庙，却在明朝的洪武末年间大兴土木，增建了许多殿堂。寺庙主持原本都是由寺里高僧大德选举产生的，但在洪武末年，却由朱元璋钦命南京灵谷寺的洁庵禅师为泉州开元寺住持。皇帝亲自钦点一个寺庙的住持，这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在洁庵禅师即将赴任之前，朱元璋单独召见了他。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现在要当好住持很难，要是太善良了就要被人欺负，要是奸恶的话，就要受人攻击，只有洁身自好才能长久啊！”。洁庵禅师心领神会，牢记皇上嘱咐，默默离开皇宫赴任了。
由皇家接管一座普通的寺庙，住持又是由皇帝钦命，难道没有疑点吗？
洁庵禅师是江西抚州金溪县洪氏子。据《灵谷禅林志》卷8《高僧》记载：正映，字澄渊，号洁庵，一号月泉，自称雪老。洁庵禅师从小便到福建宁德三峰寺(南峰寺)、安仁寺出家，当小沙弥。曾于明洪武十九年到南京钟山灵谷寺拜住持慧明谦禅师(福鼎人)为师。洪武二十九年(公元1396年)“赴考试经得度”住灵谷寺。在明洪武晚年时，洁庵禅师受命前往泉州开元寺当住持。但到了永乐元年却不知何故离开泉州开元寺，前往闽侯山区雪峰寺，后来成为该寺第六十七代传人。
在印尼苏门答腊的Banka岛，生活着一个叫“娘惹”的族群，他（她）们完全不懂华语，皮肤黝黑地与当地人无异。当地华人称这个族群为“土生华人”，即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代在当地繁衍生息了。但这个族群与当地的印尼人习俗有异，特别体现在一些节庆上。如每年的五月初十，家家户户将自制的纸糊“龙船”抬出来，集结上街巡游，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。这里的“贵族”大多数在名字前加上“ANG”字母，读成“昂”。鹏陈万语熟知印尼语，“ANG”在印尼语中是姓氏，可做“洪”姓或者“皇”姓使用，当然也可以当成较为普遍的“黄”姓。闽南话的“皇帝”读音是“洪嘚”（hong dei）。因此，这里“ANG”应该是当成“皇”字使用。鹏陈万语联想到，五月初十是明洪武帝朱元璋的忌日，这个族群的人是不是在纪念自己的先祖呢？这个族群的人如果使用“皇”作为姓氏，一目了然。可是“ANG”在东南亚大多数的华人姓氏中是“洪”姓或“黄”姓，那么，这群人如果使用的是“洪”姓？可以吗？鹏陈万语认为，即便使用“洪”姓，同样可以解释通达。这些皇亲国戚流落异乡，为避免遭追杀，但又不能改姓。因此，以太祖“洪武”的“洪”字为姓，以免子孙后代忘记皇族身份。
2006年2月5日，南京西华门与玄津桥之间的一处施工地，发现地下埋藏一条由青石条砌筑的大型涵洞，高2米，宽约1.5米。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志高经实地勘察后判断，这是明代皇宫专用的涵洞。通过这些历史事件，鹏陈万语隐约看到一条线索：建文帝朱允炆在燕王朱棣领兵攻入皇宫前，仓促地带了几个随从由皇宫内的密道逃出——暂避住在句容县（导致后来柯姓县令遭“灭九族”）——后来一路南逃到福建泉州开元寺，本想在此终老（开元寺离出海后渚港不远）——行踪暴露，乘船渡海逃往印尼苏门答腊Banka岛后隐居。
由上述推断可以解释几个疑点：
句容县令庇护建文帝而遭“灭九族”的原因；
洁庵禅师因建文帝行踪暴露，未完成“托孤”使命，送走建文帝后，为避免遭追杀，突然离开“皇家级”的开元寺，到闽侯山区的雪峰寺隐居；
从永乐2年派尹庆出使苏门答腊，一直到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几乎都经过苏门答腊，显示明成祖是得悉情报略知建文帝的行踪。
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明太祖朱元璋做事缜密周全，几乎做到面面俱到。朱元璋钦定皇长孙为继承人后，利用“蓝玉谋反案”不惜诛杀许多“开国元勋”，为皇孙未来接班扫清障碍，而“下下策”则是洁庵禅师“托孤”安排。太祖临终前已经做出详尽的政治安排，但终还是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皇太孙还是逃不过逃亡的厄运，这似乎又是印证了朱元璋预测到的另一种结局。
后记：
有福建学者大胆提出：建文帝一行抵达泉州开元寺不久后，行踪暴露，洁庵禅师没有完成“托孤”使命，预感处境险恶，将建文帝等人安置在自己控制的宁德的寺庙里，为避人耳目，洁庵禅师自己则到离宁德山区100多公里之外的闽侯山区雪峰寺隐居。
佐证是：2009年宁德上贝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墓，虽然墓志铭上没有年号，但有火龙珠，专家考证确实系明代墓茔。墓附近有座支提寺，寺内供奉明代袈裟，袈裟上两排绣上九条金龙，中间一排则有五条金龙，“九五之尊”的象征暗示这身袈裟非同寻常，在当时，即便达官显贵也不敢使用。以此推断，建文帝在此终老。